对互联网医疗而言，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一道分水岭，也如涅盘重生。
经历2014年资本推动下的行业大爆发，2015年政策、技术、资本与市场多方驱动带来的野蛮生长和烧钱大战，到2016年下半年，由于深陷盈利困境，单纯的“连接医生与患者”难以解决医疗行业痛点，众多互联网医疗企业陷入裁员甚至倒闭风波，整个行业进入寒冬。
公开报道显示，2017年仅注销的移动医疗公司就达1000余家，到目前为止，还在真正运营的“幸存者”已经不足50家。而前两年鼎盛时期，国内移动医疗公司一度扩张到5000家。
随着大批玩家的退出，线上流量资源的瓜分基本结束，互联网医疗局限于信息提供、用户挂号、轻问诊的时代成为过去，行业亟待突围。
2017年3月，在一片唱衰声中，17家互联网医院集中落地银川。以好大夫在线、微医集团为代表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开始以互联网医院为入口，尝试深入包括在线诊疗、辅助诊断、处方药品、医保支付等医疗核心环节，探索诊疗服务在线化的可能，意在打造一个包括医疗、药品、保险在内的自循环体系。
与此同时，以春雨医生、健康160为代表的一批平台，选择赋能医院，帮助实体医院实现除面诊和检查环节以外的院内全业务流程互联网化，也由此打通线下线下，从中求得生存盈利之道。
而以医联、企鹅医生为代表的后来者则另辟蹊径，不仅以线下诊所为基地掀起共享医疗风潮，还在互联网医疗久无进展的商业险领域杀出重围。
最让行业头疼的盈利困境也在破局。海量的用户、医生资源，大量的资本投入，已打造出多个行业独角兽、“准独角兽”，互联网医疗正在跳出烧钱的死循环，甚至迎来了上市关口。
“经过漫长的培育期，2018年互联网医疗可能迎来第一个收获期。”春雨医生CEO张琨说。
“哪里有痛点，哪里就有创新和迎难而上。”春雨医生CMO、合伙人万静波说。
但在“互联网”试图改变的传统行业中，医疗可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不论是互联网医疗最早期的一站式医疗信息平台，还是随后的挂号咨询、轻问诊、医患互动、健康管理平台，虽然大幅提升了就医效率和体验，但对于看病难、看病贵和提升医疗质量等核心痛点而言，发挥的作用却非常有限，医疗资源不均衡的现状也未见明显改善。
万静波认为，现阶段互联网医疗，只“互联网”了医生的时间，却难以撬动检验检查设备、院内信息化系统、处方流转和药品采购配送等环节，使得行业发展仍局限于健康咨询和OTC药物的配送，“互联网医疗的内涵和外延亟待提升。”
摆在互联网医疗企业面前更现实的问题是，单纯的信息聚合、挂号咨询、轻问诊等服务流程改造的需求，已难以支撑起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
如何完善诊疗环节，在破解行业痛点的同时，探索出可持续的商业化模式，成为互联网医疗企业打破天花板的必答题。
“应该回归医疗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去寻找答案。”好大夫在线创始人王航认为，目前医疗行业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对高端稀缺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在快速增长，解决之道要么增加供给，要么提高效率。
好大夫在线选择了第二条路径，以盘活闲置医疗资源为宗旨，从挂号加号分诊转诊向互联网医院转型。2016年底，好大夫在线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正式开业，定位只做线上，不建线下医院，不采购线下医疗设备，通过“派单”形式把患者的检验、检查、问诊、开药等需求分配下去，并以付费等激励机制，开发医生群体的碎片时间。
“只有通过互联网医院才能进入医疗核心，必须做诊疗，拿到处方权，连接药品和保险两端。”王航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好大夫在线APP发现，平台提供所提供的“在线看病”服务，包括了在线问诊、诊断、开药、开检查单等多个项目。在医生界面，不少医生都开通了图文／电话咨询、预约挂号、私人医生、远程门诊等。
好大夫在线提供的数据显示，仅2017年前10个月，在好大夫在线平台，医生总计为社会贡献了166万小时的业余碎片时间。“166万小时，以每位医生工作8小时来计算，568位医生工作365天，相当于建了一所三甲医院，固定资产至少10亿以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周福德说。
对此，王航还不够满意。基于国家大力推行的分级诊疗制度，他认为，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下一个机会点在于连接上下级医生的协作。据了解，好大夫在线今年将聚焦基层，把专家碎片时间和业余时间，分流给基层医生，帮助基层提升诊疗能力，让患者安心留在基层。具体目标是，一方面，至少5万名上级医疗机构专家开通远程专家门诊服务，另一方面，提升向下输送专家服务的运营能力，争取覆盖全国80%的县。
微医集团也通过互联网医院、医联体建设与优质医疗资源实现深度捆绑，与好大夫在线不同的是，微医还着手创建全科诊所等自有医疗服务体系。
春雨医生则提出“赋能医院”的战略，将春雨多年积累的在线医疗运营和产品技术服务能力，输出到实体医院，帮助医院来做“互联网”，扩大服务半径，改善服务流程，利用互联网改善用户的整个就医体验。去年9月，春雨医生联手燕达医院打造了首个云医院。
“互联网在三甲医院内部做流程改造，只能做效率提升的工作，依然不能解决核心问题。”医联、企鹅医生创始人兼CEO王仕锐认为，整个医疗资源重新分配，更是供给侧改革的问题，需要从增加供给出发。
由此，医联、企鹅医生选择开设专注个人和家庭健康管理服务的全科诊所，弥补目前国内医疗体系在预防、康复等医疗前后端资源供给的缺失。
随着医疗服务的深入，线上流量的积累，互联网医疗企业试图打穿整个行业，形成线上问诊、线下看病的闭环。而诊所被视为完成互联网与传统医疗体系闭环的重要载体。
近年来，微医集团、杏仁医生、丁香园、春雨医生等纷纷开设线下诊所，或联手线下实体打造云医院、云诊所，寻找流量变现途径。但自建或合作线下诊所，一直面临资产过重、医疗服务质量难控的争议。
去年，在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线下诊所、云诊所之上，兴起了共享医疗风潮。
医生多点执业的开放，是共享医疗开始的契机。追溯起来，2014年名医主刀推出的移动预约手术平台，2016年上线的薄荷牙医将闲置口腔诊室与多点执业医生对接，以及张强医生集团、冬雷脑科医生集团等所做的以体制外医生为核心的医生集团，都是共享医疗激活医疗潜在势能的前期尝试。
平安好医生、丁香园从基层诊所的管理困境出发，提供管理软件上的共享。去年7月，平安万家医疗上线基于SaaS系统的“云诊所”，丁香园也宣布有偿开放丁香诊所的管理系统“丁香云管家”。
医联与腾讯合开的企鹅诊所则通过硬件、软件两方面的共享将共享医疗的内涵进一步延伸。
王仕锐表示，企鹅诊所定位是为新中产消费群体做健康管理，可提供************、商保直付和海外医疗服务等。采取doctor-work（医生联合办公）的形式，在企鹅诊所内，90%的医生为兼职多点执业，只有10%的医生为诊所内的全职医生。
据了解，目前，成都、深圳和北京诊所已经完全建成并将投入运营，服务范围覆盖内科、外科、口腔、康复医学、心理咨询、皮肤科、体检等所有常见科室。
“规划是5年开1000家。2018年计划在五个省开100家诊所，地址已经选好。”王仕锐说，企鹅诊所要做的是平台连接的工作，只有规模达到，成本才能降，商保、医院、患者等各方才会过来合作。
王仕锐表示，自建诊所只是第一步，相当于“打样”，未来会通过打造诊所联盟快速复制企鹅医生模式。根据他的设想，将通过自主研发的诊所管理系统“医掌柜”，去连接国内其他优质诊所，企鹅医生还会与其他诊所共享医疗资源、数据资源、客户、服务标准服务包、全科医生培训计划、供应链等，在真正创建诊所行业标准的基础上，最终实现诊所共享。
这些还不够。对共享医疗的未来场景，王仕锐想得更远。
“能不能把诊所的能量再拆散出去？将医疗服务打散，把诊所内能够自主完成的检验检测项目拿出来。”王仕锐举例说，像尿常规、早孕检测、排卵检测等都可以做成像共享单车甚至自动售货机一样的医疗服务模块，投放进写字楼、社区、商场、公共卫生间。
据了解，医联目前已在公共场所投放了20台尿检设备，每天有将近50人使用，能做尿常规11-14项检测，用户可通过图像识别自动获取报告。
“类似的还有其他体液、体温、基因检测设备等，我们可以把它打造成大家每周都做的项目。”王仕锐说。
面对规模化盈利难的困扰，找到付费方，是互联网医疗行业持续发展必须破解的问题。
做互联网医院是增加收入的一大尝试。
以好大夫在线为代表，不少互联网医疗企业寄望通过互联网医院牌照，将业务切入医疗核心，加大营收。
据了解，目前，好大夫在线的主要盈利来源有三方面：医生诊金分成，流转到药店开放平台的药费分成以及第三方医疗机构的导流费或检查、手术等费用分成。其中，医生诊金分成是大头。
在好大夫在线官网上，《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看到，网上问诊主要分为电话咨询和图文咨询。据了解，电话咨询均价在100元/次，图文咨询均价不到50元。诊金的分成，则是好平台与医生共同商定的结果。
“我们会评估医生的服务质量，给出指导价和区间段，由医生进行自主浮动以达到供需平衡。”王航说，如果医生定价过高，没有患者预约，平台会采取自动下调机制。
例如，电话咨询费方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某主任医师是600元/次，中山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某主任医师则需要150元/次，患者付费后可获得最长15分钟的电话咨询问诊服务；图文咨询费相对要低，比如，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某主任医师定价200元，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外科某副主任医师定价80元，患者付费就可在7天内不限次与医生交流，结束时医生需给出明确用药、就诊、康复等方法。
春雨医生也以医生咨询费分成为主要收入来源。除了好大夫在线的图文咨询和电话咨询，春雨医生还提供私人医生和院后指导服务。例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儿科某主任医师，私人医生服务定价500元/周。不过，平台上大部分医生只开通了电话咨询服务。
万静波介绍，除咨询费分成外，春雨医生还通过药企数字营销、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发健康管理产品等渠道获得收入。
微医平台上，同样提供付费图文咨询和电话咨询服务。微医首席战略官陈弘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微医的科技服务及医疗服务平台都有营收，前者包括为医院建医联体等系统、向家庭销售智能健康终端等；后者包括线上问诊、线上咨询及与药企、保险公司合作等。
好大夫在线在付费问诊业务方面最为成熟。《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注意到，在平常工作日的下午，线上出诊的大夫超过17000位，23分钟内开具了5张处方建议，1小时内开出了2张手术预约单。而其他几家平台开通服务的医生数量、服务流程完善度则远远不及。
但对于问诊费分成的商业模式，有人不认同。
“让患者买单是个误区。”王仕锐说，一方面，线上问诊动辄几百的定价远高于现有公立医院的挂号费、医事服务费，大众难以接受，做大规模很难；另一方面，线上平台获取患者也需要成本，目前平均约200元一位。
为此，依赖平台43万执业医师，医联选择了让医疗机构、药企和保险买单的商业模式。王仕锐介绍，医疗机构方面，民营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发出需求，医联为其匹配医生资源，让医生多点执业，平台直接跟医疗机构分成，目前每个月有上万台手术、四五万例诊疗；药企方面，主要为其药品提供学术推广、代理等全平台解决方案，目前已经与吉利德达成合作，帮助其一款新药快速进入中国市场。
类似的，丁香园也围绕医生开展主要业务，例如为医生提供科研和招聘服务，为药企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做药品宣传，通过网络营销变现。
平安好医生则背靠平安集团，利用现有医疗健康服务资源，采取保险健康管理模式，依靠卖保险产品、定制保险产品获得营收。
而对于何时盈利这一问题，各家也都给出了回应。
“线上服务越好，成本越低，使用越方便，患者越来用，再通过付费对医生形成良性激励，这个业务就转起来了。”王航说。
“如果将互联网医疗行业分为四个阶段——场景阶段、流量阶段、做大营收阶段和获取利润阶段，平安好医生仍处在流量获取阶段。”平安好医生的董事长兼CEO王涛表示，目前重点还在提高医疗健康的服务体验上，收入不是业务的重点。
万静波则直言，要把互联网医疗模式打通，没有二三十亿的投入，考虑盈利为时过早。
“我们现在已经有底气去探讨商业化变现，希望2018年能看到成绩单，收入做到20亿。”王仕锐说。
微医集团则明确提出了盈利预期。陈弘哲表示，公司将在未来3个月内实现收支平衡，并略微盈利。
“未来一两年之内，我们将看到一批互联网医疗公司上市。”动脉网创始人李大韬说。
医疗服务的本质，决定了在互联网医疗领域，药品解决方案和诊疗服务两者缺一不可。这让一些医药电商平台看到了商机。
2016年以来，多家从医药电商发家的企业，纷纷以自建或合作的方式进军互联网医院，打开线上诊疗服务。
例如，九州通旗下的好药师大药房承接好大夫在线的电子处方药品配送；1药网母公司岗岭集团与贵州省共同创建西南互联网医院；健客网则与广州一家全科社区医院展开合作，探索互联网医院模式，承接处方外流；阿里健康与武汉市中心医院共同打造互联网医院，用户通过天猫医药馆的网络医院入口，可挂号就诊，获得电子处方后，在天猫医药馆下单药品并实现配送。
动作最快、步子最大的还是七乐康，目前已分别在广州、银川两地自建互联网医院，以慢病患者的院后随诊、复诊、远程会诊和转诊为核心，在医患完成线下首诊的基础上，开展线上诊疗工作。
医药电商平台进军互联网医院，电商负责药品供给配送，互联网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看似一站式解决了看病买药的问题。
但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该模式可能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倾向，即为医生提供线上“药品回扣”，将“以药养医”从实体医院转移到互联网医院。
“对于卖药的搞互联网医疗，一定要斩断回扣利益链。”王航说，要通过机制和规则来解决，比如杜绝开药积分、禁止开药和医生收入挂钩等。
王仕锐则建议，在用药规范标准、监管细则尚未到位之前，至少绝对不能放开在线开处方药。
“中国互联网医疗的明天，跟国内医疗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成效密切相关。”万静波说。
在罗宁政看来，由于限制，当前线上问诊、线下看病还难以形成真正的闭环，互联网医疗在医、药、保险三大块也未完全打通。
对于政策层面的诉求，多位受访人士都提到，需要主管部门进一步******相关举措保证医生多点执业的切实落地。
王仕锐表示，目前医生多点执业、自由执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省际之间医生流动尚不尽畅通，不少地方要求获得首诊单位同意。
除了医生多点执业的落地，王航认为，还应尽快推进医疗影像等第三方检验机构纳入社会医疗资源体系，并加以重组，实现影像资料互认、信息共通。
微医集团联合创始人张晓春也建议，伴随医生多点执业的放开，应赋予医生更大的自由，比如在患者授权后，医生能够对患者基本病历、影像资料随时查阅。
在线医保迟迟没有打通，也是一大障碍。张晓春表示，目前全国各省份仅贵州和四川打通了在线医保，希望能尽快打通医保跨地区支付，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支付和互联互通。
作为互联网医院的积极助推方，在完善互联网医疗闭环方面，银川市的做法不无启示。
据了解，去年3月10日，银川市******三份文件，将互联网医院列入医保定点机构，电子处方与医保系统下药店全面接入，互联网医院的执业医师考评与职称评定挂钩。在银川，市民在互联网医院的图文问诊、电话问诊、疾病咨询、远程会诊、购药等就医行为，都可以和实体医院看病一样使用医保。
此外，多位业内人士提出，要尽快完善互联网医疗的行业标准、管理制度和法律规范。
“互联网医疗作为新生事物，在传统医疗卫生管理体系中，没有完全对应的法律法规。”张晓春说，以互联网医院为例，目前是按照线下区域性实体医院的管理要求和方式对其进行管理，地点设置、资质审批、医疗规范、技术要求等方面的相关规定明显滞后，限制了互联网医院的发展速度和业务范围，拖慢了创新步伐。
罗宁政表示，有关部门应尽快完善线上问诊的规范标准、服务责任，同时要对线上医疗数据的所有、存储、使用及安全等方面给予明确规范和指导。
导言：严格的医生准入机制、线上医疗行为的重点监控、电子处方和药品回扣的监管，是互联网医疗三大监管重点。
针对互联网医疗的严监管即将来临。
“互联网医疗监管政策正在起草，很快发布，其中一条重要原则是必须以实体医院为依托，线上线下统一监管，纯线上的互联网医院是禁止的。”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据焦雅辉透露，******的政策由一个文件、一个部门规章构成，文件旨在促进互联网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规章则用于规范网上诊疗行为，可能是国家卫计委联合多部门发布，也可能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焦雅辉说，未来网上看病开药等医疗核心业务肯定是要严格规范，而互联网在挂号、咨询、智慧医院建设等方面的努力要加以鼓励。
由此看来，将******的正式监管政策与大半年前惊动业内的征求意见稿相比，并无太大松动空间。
随着监管趋严，2018年，互联网医疗行业或将迎来一场大洗牌。
对于互联网医疗的监管，主管部门早在大半年前即有草案。
在多家互联网医院落地银川一两个月后，2017年4月，国家卫计委内部下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和《关于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合称“征求意见稿”），在业内引起不小的震动，特别是前者。
按照征求意见稿，允许开展的互联网诊疗活动限于医疗机构间的远程医疗服务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慢病签约服务。这一规定将互联网医疗的可行边界圈定在医疗机构之间。
按照焦雅辉所透露的信息来看，“依托实体”的硬门槛并未松动，可以预见，正式文件将延续“严管”立场。
有业内人士分析，主管部门之所以坚持线上线下结合，是要借此明确责任主体，保障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传统医疗机构一旦发生医疗事故，一般由院长作为法人主体承担相应责任，但线上医生个个都是主体，不便监管。
据了解，征求意见稿为业内所知后，不少线上平台纷纷布局线下，完善实体医院、诊所的建设或合作。丁香园、平安万家、杏仁医生、微医集团等互联网医疗平台都开出了线下实体医疗机构。例如，在微医集团的链条中，乌镇互联网医院是线下实体，所有的医疗资源由此进驻并发散到全国各地。
但也有企业坚持做线上独立第三方平台。例如，好大夫在线就尚未布局线下。
据了解，好大夫在线智慧互联网医院成立于2016年4月，由好大夫在线与银川市政府合作共建，其牌照诊疗科目是“仅做线上诊疗”。目前平台提供问诊、诊断、开药、开检查单等服务，诊断以复诊为主，处方和检查单实行派单模式，分单中心将电子处方和检查单分配到离患者最近的医生处，由医生将电子处方转成线下处方，患者在当地医院开药、检查。
此外，一大波已备案运营的互联网医院将面临更名问题。
征求意见稿提出，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由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提供，且不得使用互联网医院、云医院、网络医院等名称，应使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名称。而对于没有线下实体医院的纯线上机构，要求注销重新注册。这意味着，办互联网医院都得有实体医疗机构，还必须以实体医疗机构命名。
焦雅辉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互联网医院、云医院可以作为实体医疗机构的第二名称。”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共有99家以“互联网医院”命名的企业，“云医院”22家，“网络医院”22家，其中包括阿里健康网络医院。
对于互联网医疗是否必须依托实体，业内看法不一。
“一定要依托实体，除非患者的病不需要用到CT、MR等检验检测设备，也不需要线下观察或指导用药、手术、住院等。”医联、企鹅医生创始人兼CEO王仕锐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目前线上问诊范围、标准规范流程没有确定，线上支付、药品供给尚未打通，保险没有匹配，要做纯线上的问诊平台不现实。
但他也表示，不能一棍子打死，地方试点应该继续，主管部门做好风险控制。
春雨医生CMO、合伙人万静波认为，互联网医疗和实体医院应该是优势互补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合理的分工。以春雨医生为例，平台通过问诊和分诊体系，帮助医院做前置“筛选器”，把医院最想要的患者筛选出来；同时，通过对院内信息化系统的改造，实现患者到院内的全流程线上化，以及医患交流常态化。
健康160CEO罗宁政认为，未来10年内，互联网医疗和实体医院之间更多还是辅助关系，互联网医疗主要担任工具角色，帮助现有医疗体系改变。但对于部分复诊患者和线上能够诊断的病种，从方便患者的角度，应该予以放开，并制定具体的清单、流程和规范。
好大夫在线创始人王航持不同看法。他认为，随着互联网医疗平台业务规模的扩展，应将其视为独立于实体医院的第三方平台。其优势在于，一是一站式将医生放在平台上，破解了实体医院存在的区域条块分割问题，有利于患者高效选择医生；二是平台具有中立性，既能站在患者角度也不与任何医疗机构竞争，有利于产出优质医疗服务；三是平台具有规模优势，能通过统一的技术、使用流程、客户获取流程等获得成本优势，缓解看病贵问题。
“捆绑互联网医院和实体医院，套用实体医院监管办法，对线上诊疗行为可能反倒是一种放任。”王航说，所谓第三方平台，就不该做线下医疗机构，而应与线下实体形成双赢合作关系，同时对平台的责任、权利做好界定。
他认为，从业务上看，大部分首诊不应该在线上开展，但不依赖于面诊、能够辅助使用可穿戴设备的疾病，比如血液科疾病、肾病、放射诊断等，即便到实体医院也就是看片子、看化验单，应该放开线上问诊试点。此外，还有一部分工作更适合线上平台来做，一是会诊，涉及医生资源分配，互联网有优势，应该给予发挥的空间；二是复诊，风险相对较低。国家卫计委数据显示，国内每年70多亿人次的门诊量中，将近60%为复诊，根据业内专家的观点，2/3以上的复诊可以在线完成。
“中国医改需要互联网医疗，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必须确保医疗质量，遵循医疗过程中共同的规范和标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霍勇表示。
随着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加强核心业务活动的管理，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是当下必须解决的问题。严格的医生准入机制、线上医疗行为的重点监控、电子处方和药品回扣的监管，是互联网医疗三大监管重点。
依托实体，是基于医疗人命关天、保障安全的考量。但在一些互联网医疗人士看来，线上未必就比线下“不安全”。而线上监管，也并非无章可循。
“从春雨的统计数据看，线上平台出现误诊占比实际上远比线下低。”万静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医生在线诊断，基于确定的证据才会给出判断，如果没有相应的检查结果，医生在线上只会给出诊疗建议；而部分症状明确、诊治方案成熟的病症，在线的方式显然比线下更高效经济。同时，在线平台用户可以在同一时间问多个医生，以获取更全面的参考，降低误诊率。
在医生身份合规性方面，在线平台也有对策。据了解，互联网医疗平台大多实行“三证一卡”注册认证和日常随机抽查确认制度。“三证一卡”，指入驻医生必须提供医师资格证、执业证书和身份证进行身份和医师资格认定，同时提供银行卡信息，平台工作人员还会打科室电话进行确认，确保医生信息真实性。此外，平台会对活跃医生进行日常随机抽查，抽查内容包括问诊质量、执业机构、用户差评原因等。
“即便如此，平台还是会有患者不满意的情况。这时候在线平台全程可追溯的优势更体现出来了。”万静波说。
也有平台推出医疗责任险，应对网上诊疗风险。例如，微医集团联合众安保险推出一款名为“行医无忧”的远程医疗责任险，投保人可以是医生也可以是平台，保险期限为自提供服务之日起6个月，责任限额为每一责任事故保额50万元，一旦出现事故纠纷，保险公司可介入处理，从而保障医生安心行医。
在监管方面，地方政府走在前面。2016年底，银川市率先******《银川互联网医院管理工作制度（试行）》、《银川互联网医疗机构监督管理制度（试行）》和《银川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填补了国内互联网医院的监管空白。2017年3月，银川市再次******互联网医院执业医师准入及评级、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政策。
具体做法上，要求医生必须拥有5年以上临床经验、具备主治医师职称，才能开展线上问诊服务。同时，互联网医院的服务器必须存放在银川大数据中心，对监管部门开放端口，利用网上留痕的特征，对诊疗行为进行全过程、不间断监管。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研究员曹健认为，可以借鉴国外对互联网医疗的监管办法，比如美国要求医师开具处方前，必须亲自或通过远程医疗对患者进行至少一次医疗评估；部分地区规定，医师在线开具处方之前，必须亲自对病人进行物理检查；在开具处方后，要由官方机构的药师对在线处方进行严格审核，审核通过后才能获得药品。
“对于互联网医疗的监管，不能落入传统窠臼。”曹健说，对目前一些做法合理、且取得一定社会效益的互联网医疗企业，要通过限定线上疾病诊断范围、规范标准流程路径等监管举措，支持其通过互联网为患者进行部分疾病的诊断。
导言：在人工智能场景下，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等前沿技术的应用，有助解决就医效率和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难题。
医疗和人工智能（AI）的结合，或将成为撬动互联网医疗下半场博弈的关键。
“目前，国内互联网医疗正在向智能医疗跨越，特征是云化、智能化和个性化。”微医集团联合创始人张晓春说。
一直以来，互联网医疗的宗旨在于通过医疗服务流程再造，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推出了在线挂号问诊、远程医疗、健康管理、移动支付等功能。但本质上改变的依然只是就医的空间距离，对于经验、数据、知识、脑力劳动密集的医疗行业而言，互联网面临技术瓶颈，效率提升遭遇“天花板”。
在人工智能场景下，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前沿技术的应用，则有望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就医效率和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难题。
正因如此，医疗AI的出现，对于渴望突破的互联网医疗老兵和急于站稳脚跟的新入局者而言，似乎看到了新风口，均纷纷布局，以医学影像、辅助诊疗和疾病预测为主的人工智能产品大量涌现。
但热捧之下，必须认清的现实是，目前医疗AI依然处于初创期，大部分企业还在技术研发阶段。且过去多年来困扰互联网医疗的诸多难题——数据规范和标准缺失、尚无成熟的变现模式以及监管挑战等，医疗AI入局者同样需要直面并破解。
“医疗AI要想真正落地临床，帮助医生做诊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科大讯飞医疗常务副总经理鹿晓亮认为，企业必须要有耐心，要有愿坐十年冷板凳的韧性，不要期望一两年就赚到钱。
互联网医疗发展到现阶段，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是水到渠成。
“国内医疗行业最大的矛盾是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只有引入AI才能解决。”阿里健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范绎说。
医疗AI在医学影像识别、辅助外科手术、临床辅助诊断等环节已初显成效。公开报道显示，图像数据、病例首先通过机器初审，再由专家进行复核，效率会提升70%以上。而且，在成熟人工智能工具协助下，约80%的常见病治疗和治疗方案可以按照标准诊疗路径完成。
布局医疗AI，态度最积极的是微医集团。去年3月，微医向浙江大学捐赠一亿元成立睿医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旨在通过“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构建中国首个开放式医学人工智能平台。随后的11月，微医发布智能医疗云平台“微医云”以及基于微医云开发的睿医智能医生和华佗智能医生。
微医董事长兼CEO廖杰远表示，通过推进医疗AI的应用，一方面可以把大医院、大专家从重复性工作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可以提供面向基层医生的辅助诊疗和针对老百姓的自主连续健康管理。
无独有偶，去年8月，平安好医生宣布陆续投入30亿元专项资金，打造医疗AI产业链和服务链。
在技术上具有天然优势的阿里健康更是不甘落后，去年7月推出“Doctor You”智能医疗系统。据了解，Doctor you提供医学影像云平台、肺结节智能检测、科研数据平台和医师能力培训平台四种解决方案，目前已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和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达成合作。
除了互联网医疗企业，在技术或医疗资源连接上有天然优势的玩家也纷纷入局。
去年8月，腾讯携人工智能医学影像产品“觅影”正式进入医疗AI领域，觅影包含6大人工智能系统，主攻早期癌症诊断，已展开肺癌、食管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并已进入临床预试验。
百度在去年年初裁撤医疗事业部后，专心做技术，聚焦医疗AI。去年4月，百度医疗大脑宣布与国内社区医疗服务领导者社区580合作，将人工智能赋能医疗社区，并上线“美乐医”为用户提供24小时医疗咨询服务。
科大讯飞则以布局全、成果多在医疗AI领域占得一席之地，目前其产品线包括语音电子病历产品、影像辅助诊断系统、智医助理等。
传统的医疗信息厂商和医药服务企业也不甘落后。如专注医疗机构HIS系统建设的卫宁健康，去年年初成立AI实验室，目前已研发出智能肺结节检测CAD系统和智能骨龄评估系统。百洋医药集团旗下百洋智能科技去年3月与IBM签约，获得IBM沃森在中国市场的三年独家总代分销权。据百洋智能科技提供的数据，目前百洋沃森智能治疗中心在中国落地43家，已有5500位患者使用，覆盖肺癌、乳腺癌、直肠癌、结肠癌、胃癌和宫颈癌等治疗领域。
此外，一大批专注医疗AI的创业类公司涌现，例如汇医慧影、依图医疗、推想科技、深睿医疗等，以开发医学影像辅助诊断产品为主。
走出实验室，落地医院是人工智能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从可行性和专业性来讲，AI在医疗里面一定是影像先行，影像辅助诊断会先落地、先执行、先商业化。”汇医慧影创始人兼CEO柴象飞说。
目前，癌症、心脏疾病等重大疾病都可以在早期通过医学影像设备识别出来，其精准度的提升对医生决策至关重要。
腾讯觅影应用中心主任吴明柱说，智能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应用场景非常明确，很大一块就是用于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和经验相对不足的医生的诊断效率和水平。
从实际情况看，人工智能对肺病、胃癌、甲状腺癌变、乳腺癌、糖网病变等多个病种的医学图像检测效率和识别精度已可以达到甚至超越专业医生水平。
例如，吴明柱介绍，觅影对肺结节早筛准确率超过95%，对食管癌早筛临床预试验的准确率超过90%，糖网病变识别准确率高达97%。目前，腾讯已与10多家三甲医院创建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并与上百家医院达成合作意向。
阿里健康高级副总裁、智慧医疗负责人柯研介绍，“Doctor You”CT肺结节影像检测技术快速确诊阳性病例，准确率在90%以上。而且，就阳性病例而言，通过医疗AI事先筛查出病症，初诊医生可以快速判别，审核医生可以提高效率达50%以上。
又如，科大讯飞与安徽省立医院合作研发的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系统，通过学习68万张肺部CT影像资料，已辅助医生诊断1.1万人次的CT影像资料，准确率达94%。
毋庸置疑，人工智能带给互联网医疗行业巨大的想象空间。但要规模应用，还需直面诸多“成长的烦恼”。
“最大困难在数据获取方面。”柴象飞认为，以智能诊断为例，要把影像及包括基因数据、病理数据、临床数据等在内的更多维度且在时间上持续的医学数据进行集成计算，只有这样机器才能达到更加精准、定量的诊断。
因此，如何获取有效数据，是医疗AI应用最先需要跨越的障碍。困难在于，目前很多互联网医疗企业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有待商榷，而各医院数据不共享，要获得真正高质量的有效数据，需付出巨大的成本。
一方面是有效数据难以获得，另一方面医疗信息标准化的缺失也是难题。以医疗影像为例，目前国内还处于从传统胶片向电子数据过渡的阶段，大量影像资料尚未实现电子化和数据化。
“现阶段医学问题定义非常模糊，比如影像领域采用一些形态学特征，不同专家对结节、毛刺、分页等判定和识别都有差异。”依图医疗副总裁郑永升认为，人工智能是强数理、强逻辑的工具，要求输入输出非常精准和标准化的内容。
他表示，要将医疗AI做成临床级的应用，必须推动解决医学本身的标准化和精确性，包括数据标准、临床应用标准以及医疗AI应用评估指标、责任规范等在内的全行业标准和法律规范也亟待推出，这需要监管部门和产业共同碰撞和探索。
公开报道显示，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作为国家监管技术支撑机构，承担了医疗AI产品质量评价与研究工作，正在逐步完善AI产品的审批标准。
与此同时，技术的成熟也还需要时间，目前医疗服务机构仅在辅助诊疗、语音识别、影像识别等少数领域有应用尝试。
柴象飞表示，医疗领域每个病种都有独特属性，攻克每个病种需要开发对应的核心技术。
在鹿晓亮看来，以医疗影像识别为例，要做成临床应用级产品，需要考虑模态、部位、病种三个维度，这三个不同维度乘以来，无疑是巨大的工作量。“目前业内大多医疗AI都是从单病种入手的，但最终要落地医院、帮助医生做诊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说。
困扰互联网医疗的盈利、商业化问题，在医疗AI领域同样在上演。目前，整个医疗AI行业依旧缺乏成熟的变现模式。
“医疗AI领域，短期看场景很重要，没有场景落地能力，都活不到发挥技术的那一天。”鹿晓亮说，目前，影像识别、辅助诊断都面临应用场景和收费模式的问题。比如一例CT收费200块，但并没有规定医生诊断费有多少，“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想从里面分点钱出来，是没有基础的。”
柴象飞表示，美国的医疗体系以私立医疗机构和保险付费为主，对人员费用非常敏感。同时美国的阅片诊断费用非常高昂，病人做一次影像诊断可能需要花费几百美元。所以美国医院对于能提升效率、节约时间的 AI 辅助诊断工具十分关注。相比之下，国内的公立医院则不那么关注。
据了解，目前国内大多数医疗AI都是与医院共同构建联合实验室，在实验室框架下开展合作。
柴象飞认为，将技术产品化，让医生接受并形成使用黏性很关键，医疗AI要真正产生商业价值，形成闭环，需要按照to B的逻辑和规则。
希氏异构医疗科技创始人宋捷也表示，将AI技术转化成低廉、高效的设备供本地化使用，才能够赚钱。
“医疗AI的商业化、收费模式的设计，单凭创业公司做不好，需要医疗主管部门、医疗机构和技术公司共同参与。”鹿晓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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